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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深层次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对于资金把控的失控。沣信资本总裁夏凡称，此类资产的风险主要分为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。在信用风险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层面，一个是底层借款人（租客）的还款意愿和能力，另外一个是中介方（平台、服务商）的设立初衷和风控管理能力，自融和资金违规挪用是禁区。

发展方向已经明确，金融科技监管框架也渐渐明晰。《规划》提出，要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；建立健全监管基本规则体系，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、统一性和穿透性等。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表示，传统的监管模式难以完全适应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，必须要探索数字化监管。目前，央行正在不断摸索监管科技的应用，循序渐进提高自身监管能力。

二是完善国家机构组织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。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，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改，一并考虑）、地方组织法、国务院组织法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、监督法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，修改行政处罚法、行政复议法、公务员法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完善仲裁制度，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、法官法、检察官法、人民警察法、律师法、仲裁法，制定看守所法、民事强制执行法。

第三，提前谋划恢复生产和促进发展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其他风险的防范，刚才我提到疫情已经给整个民航业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和损失，为了应对下一步的发展，民航局按照认真、科学、冷静的原则，提出“四保”要求，一是保安全运行，二是保应急运输，三是保风险可控，四是保精细施策。目前，在积极应对疫情防控的同时，民航局已会同国家相关部门提出支持航空企业恢复发展的相关政策，为疫情过后民航企业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布局施策。

但是现在和1948年不太一样了，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嗓门特别大，辩论的时候咄咄逼人，这就遮蔽了当时《世界人权宣言》公布时的那种“大格局”的特征。作为一名国际法和人权领域的研究学者，我自认为有义务提醒公众需要领会当时《宣言》产生的背景和初心。你提到的那种东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对峙的现象确实是事实。但随着美国退出世界人权理事会，新的组织架构正在逐渐出现。东西方，尤其是欧洲和中国的人权对话的渠道会越来越广，问题也会越来越深入，对此我有信心。

责任编辑：桂强业内人士指出，4月27日央行等四部委发布的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不及“征求意见稿”严厉，在经历了2017年规模大幅缩水后，近期机构委外债券投资或逐步回暖。新规落地或成拐点业内人士认为，资管新规对市场相对利好，委外资金债券投资将真正升温，扭转2016年以来的债熊行情。银行资管作为债券配置大户，或进一步提升整体配置需求。